近期，中印关系在经历过去5年的“低水平徘徊”后，迎来一系列改善的积极信号。2026年6月23日的金砖会议上，双方都释放积极政治信号。印方表示支持中方明年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同中方一道推动金砖事业向前发展。中方则表示将继续支持印度承担好金砖轮值主席国职责，共同助力金砖合作走深走实。
实际上，为重建战略互信、推动两国关系复苏，近年来中印采取了多种举措。去年7月，印度恢复向中国公民发放旅游签证，简化技术与商务签；10月，印度同意恢复直航；今年3月，印度国防部指示宝莱坞在涉及中印军事冲突题材电影中严禁“抨击中国”，充满中印对抗色彩、抹黑中国反击行为的电影《加勒万之狮》被“直接搁置”，《加勒万之战》被迫更名、补拍、去中国化以及延播等。
本周南非兰特暴跌，放弃了今年新兴市场表现最佳的地位。南非前总统雅各布·祖马(Jacob Zuma)入狱后爆发的致命抗议活动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这扰乱了南非的Covid-19疫苗接种计划，并因供应链崩溃而威胁到食品短缺。
与此同时，中国也采取了系列积极示善姿态。中方正式恢复印度香客赴中国西藏冈仁波齐—玛旁雍错的朝圣活动；调整签证政策，推动人文交流；放宽对印出口政策，缓和印度的供应链压力等。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从“背道而驰”转为“相向而行”。
配资之家门户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自上而下推动关系改善。2024年，中印领导人喀山峰会为两国关系复苏提供了战略引领，是加勒万河谷冲突后中印关系“破冰”的起点。双方在边境问题上达成协议、同意恢复战略沟通，此后，两国关系得以改善。每次重大冲突后，来自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和顶层设计总是促进双方关系改善的关键。1988年12月，时任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对华进行历史性访问，这是印度总理时隔34年后访华，打破了两国自1962年边境冲突以来的外交僵局，使两国关系步入务实合作的快车道。2017年中印洞朗对峙后，双方关系跌入谷底。正是两国领导人2018年4月的“武汉会晤”和2019年10月的“金奈会晤”，为中印关系重新“定调”，将双边关系拉回正轨。因此，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印关系转危为安、务实发展的“安全阀”。
国际局势动荡与不确定性推动印度向中国靠拢。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进入动荡期，中印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主要代表，肩负着回应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利益诉求、带领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发展的使命。双方只有共同合作，才能推动全球治理向有利于全球南方国家利益的方向变革；只有双方携手，才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安全、恐怖主义等各种全球性挑战。此外，印度近期在经贸问题、关税等问题上与美国龃龉不断，特朗普的交易型外交和情绪政治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也打破了印度长期对美国的战略期待，促使印度不得不重新进行战略校准，在对外政策上进行政策回调，尝试转圜对华关系而非偏向美国的外交政策。
战略互需是促使中印关系回暖的内生动力。除了上述国际战略局势外，两国国内发展的战略需求也是推动中印关系改善的关键因素。中印都是拥有14亿超大人口规模的大国，具有相似的发展任务和诸多共同利益。这决定了中印关系的本质不应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而应是“并肩发展”的合作伙伴。中国正在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印度正在致力于实现“发达的印度2047”愿景，双方相互借力和进行战略对接，有利于实现合作共赢、相互成就。中印要实现各自的现代化，都需要一个稳定、和平的周边环境，而不是冲突、动荡的近邻。而从经济上看，印度经济客观上对华高度依赖。没有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支持与经贸合作，印度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发展和自力更生。过去几年，印度尝试对华“脱钩断链”却适得其反，中国已成为印度2025—2026财年的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达到1511亿美元。
尽管内外因素共同推动中印关系走向合作而非对抗、和平而非冲突。但从现实政策实践看，以及从印度今年的政策实践看，印度对华战略的竞争思维中短期内依然难以消除，使得中印关系中的竞争性依然大于合作性。尽管印度出于现实需求，务实地选择缓和对华关系，但是印度高层的外交承诺与具体政策实践依然存在差距。
签证上，印度行动迟缓，使当前中印双方的缓和政策出现“非对称”的现象。中国积极通过签证便利化政策推动中印人文交流，而印度尽管承诺放宽签证限制，但却行动滞后，中国公民赴印依然困难重重。部分赴印留学生申请签证依然困难，中印签证互发数量规模严重不对称。
经济上，尽管印度今年3月放宽对华投资设限，但只是选择性地放开，仅在印方存在“技术短板”如电子元器件、多晶硅、硅片生产等领域放开，而且依然存在股权比例限制。因此，印度的放宽政策只是工具性策略，而非战略性行为，加深中国投资界对印度依然可能奉行“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印象。
舆论上，印度存在深厚的殖民时代“势力范围”的思维，对中国与孟加拉国任何的合作都充满警惕和安全焦虑。即便是工程类项目合作与人文交流，都容易被印度过度安全化。在孟加拉国总理访华期间，印度媒体对中国参与孟加拉国提斯塔河的治理特别警惕，对中国与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国开展三边合作表示不满，并向孟加拉国施压。
这些事例说明，中印关系要实现“龙象共舞”依然充满挑战。边界问题、中巴关系问题、达赖问题、贸易不平衡问题以及中国在南亚地区战略存在扩大的问题等，依然是影响双边关系的潜在风险。中印能否在这些矛盾中寻找合作机遇、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龙象共舞”，既取决于印度能否摒弃传统地缘政治竞争的思维、及时调整自上而下的战略，也取决于中印能否通过强化人文交流等手段促进民心相通、自下而上地夯实中印关系友好发展的基础。(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青年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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