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赵全胜 【海外看世界】主编：
【编者按】赵全胜 （【海外看世界】主编）：
自近代以来日本一直是国人重点关注的对象。那么，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下，日本又在向哪个方向变呢？为此我们邀请了来自美国、日本、中国大陆以及台港地区的38位学者就以下五个方面展开讨论：
· 日本政治外交篇
· 中日关系篇
· 日本经济篇
· 日本社会篇
· 日本前景篇
2026年6月11日
张晓刚
长春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日本移民政策趋严的背景、制约因素及对在日中国人的影响
38学者评【大变局下的日本】第23篇
日本社会篇 第3篇
元股证券:ygzq.hk日本是个非移民国家，同时也是所谓的“单一民族”国家，其移民政策的演进有其自身特点。简言之，日本长期采取高端吸纳、低端严控的分层模式；因老龄化被迫引入外籍劳工，又受社会保守、财政治安等因素制约，整体管控持续收紧，其移民政策始终处于 “缺人又限人” 的二律背反状态。近期，高市早苗政权的移民政策从 “谨慎开放” 转向 “严控排外” 的趋紧态势。其政策的核心是：政治上主张 “日本人优先”、法律上全面收紧、执行上严打违规，同时对高端人才有限开放、对低端劳工严加控制。这种做法对管理在日外国人和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有在舆论上塑造排外氛围和借涉外议题争取保守选民的用意。
一、日本移民政策趋严的背景
日本政府于1951 年颁布《出入国管理法》，原则上禁止外国人长期定居，仅允许少数外交官、学者、技术专家等人员短期滞留。随着1980 年代经济腾飞，日本劳动力市场出现缺口，但仍坚持不开放普通劳工移民，只允许 “短期技能劳务”输入的政策。其特点是无永住通道、无归化便利；外国人等于临时雇工，用完即走。此一时期在日华人主要是战后回归日本的残留孤儿、少数留学生及家属滞留，但总体规模不大。
1990年至2000年前后，日本制造业、服务业缺乏人手，但政治上仍回避 “移民”问题，坚持 “劳动者即是临时工”；这期间华人滞留开始增长，留学生、技能实习生、经营管理签证500 万日元起步。2010至2020年左右，日本人口出现断崖式下滑，开始被迫接纳海外劳动力。虽然日本政府承认 “人手严重不足”，但仍拒绝 “移民国家”定位；其政策逻辑是，短期用低端劳工、长期留高端人才。这一期间外国劳动者从172 万增长到205 万左右。尽管旅日外国人中的中国人数一直居于首位，但值得一提的是，在日越南人打工者却超越中国人成为第一大外国人打工者群体。
近年来，由于经济不景伴随民众生活水准下滑，日本社会民粹思想有所抬头。日本政府开始采取防御性排外措施，设立有序共生社会推进室、跨部门统筹外国人管控，目标是“严控流入、保护福利、维护秩序”。同时提高了移民的日语门槛、加强雇主担保审核、严查超时工作与偷税问题。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日本移民政策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变。其主要表现是，全面收紧、防御性排外；全程拒绝 “移民国家”标签；从“要劳动力”到“控人口、防福利滥用、保社会同质性”；全面限制低端打工者和普通创业者。
毋庸讳言，目前外国人相关问题已然成为日本社会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从客观上看，其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法律层面，现有的外国人管理政策存在较多缺陷。很多外国人，如在日穆斯林、南亚裔或东南亚裔人利用难民、技术研修生等身份延长逗留期限或非法滞留，违反日本法律法规从业、就业，甚至违反日本刑法，从而导致大量治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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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经济层面，由于在日外国人数量剧增，很多地区出现了外国人聚居区，许多行业的从业者很大程度上也由外国人“操纵”和“把持”。加上日本金融管理相对开放，电子支付逐渐普及，由此导致在日外国人内部出现了大量日本政府无法监管的，巨额的金融往来。甚至出现大量赴日旅游的外国人与在日外国人几乎仅以本国货币或使用本国支付渠道进行交易的现象，从而导致日本的税收遭受损失。另外，大量外国人赴日工作，也挤占了日本本国的工作资源。尤其是在低薪、低技能岗位上，雇主大量雇佣人力成本相对低廉的外国人也进一步挤压了日本底层劳动者的就业与福利空间。
三是文化层面，受日本“观光立国”政策和日元贬值的影响，赴日游客规模骤增，超越了日本旅游产业的承受上限，并影响到普通日本人的日常生活，进而使得外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经常产生摩擦现象。此外，大量外国人在日本聚居并维持本民族文化和生活习惯，从而导致民族成分相对单一的日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来文化冲击。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对部分旅日外国人在生活上要求“超国民待遇”感到不满。
四是安全层面，这里主要涉及两个群体。首先是在日穆斯林人口的增加。鉴于欧美国家与伊斯兰世界对立激化，日本社会也存在着对穆斯林群体的恐惧心理，担心该群体的恐袭隐患和对日本传统文化的冲击。其次是对于旅日中国人的怀疑和防范。在中日关系持续“转冷”的背景下，日本右翼舆论惯以给在日中国人打上“间谍”、“特务”、“盗窃技术”等标签，会使普通日本民众对中国人的印象加速恶化，进而扩大中日民间的隔阂。
二、制约日本移民政策的诸因素
在日外国人问题越来越表面化，已然成为日本社会不可回避的问题。高市早苗政府则以强硬的姿态予以应对，甚至专门设立了外国人政策统筹职务，由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兼任。但不能忽视，高市早苗政府统筹修改外国人政策，对外国人严加管理并不仅仅是针对日本的“外国人问题”，更多的成份是高市早苗政府的“执政问题”。
日本作为一个连续16年出生人口下降的少子高龄化国家，劳动力十分短缺。而在日外国人正越来越多地成为支撑日本经济正常运转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因素，且其中大部分为适龄劳动人口。如果将大部分外国人拒之门外，日本的运输业、服务业可能很快面临巨大困境。但高市早苗政府内部对“日本离不开外国人劳动力”这一核心事实避而不谈，反而在众议院选举中大谈外国人带来的治安风险，在面对外国人火葬与土葬的文化冲突等问题上表现出强硬立场。这一方面是为了渲染日本所面临的安全压力，为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新安保政策制造舆论声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转移国内社会对于日本近年来物价长期居高不下、社保压力巨大、社会治安恶化、社会矛盾凸显等结构性问题的关注。
根据日本新闻网以及产经新闻等主流媒体的调查显示，尽管在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等方面亮眼成绩不多，但高市早苗首相近期的支持率依然维持在70%左右。由此可见高市早苗政府在各个领域打造的保守“战斗”人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行之有效的，同时也得到日本民众普遍的支持。鉴于此，我们在短期内仍看不到高市早苗政府主动修正包括外国人政策在内的一系列政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尽管高市政府大幅提高“经营管理签”门槛等政策遭至国内不小的反对，旅日30年的印度餐厅经营者签证被拒等事件也在社交媒体上引起轩然大波，但这些声浪仍不足以动摇日本严管外国人在日滞留的政策走向。
针对上述问题，日本政府试图通过修改移民政策，以严管外国人的方式予以应对，但若是结合当前国际形势和日本国情推测日本采取的措施来看，很难从根本上解决相关问题。究其原因，可以认为主要是受以下困境制约所致：其一是对劳动移民和本国基础劳动力的分配缺乏统筹，尽管日本需要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来弥补国内劳动力的不足，但不具备类似新加坡或阿联酋的劳动移民管理制度，即按照业务种类，区分国内与国外劳动力的就业范围。
其二是考虑到国际舆论，日本的移民管理政策较难提升强制力。尽管美国特朗普政权采取的强硬措施，为西方国家严管移民开创了先河，但并不意味着日本能直接效仿；相反，考虑到严管移民可能招致国际舆论，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指责，所以日本为了顾及国家形象也不会贸然行事。
其三是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站位及其对特定区域，如中东、南亚及东南亚地区的战略依赖，限制了其对移民的管控力度。比如日本在中东问题的立场及对待国内穆斯林的态度比欧美国家更为温和，原因在于日本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供应主要依赖于中东地区；又如在与中国进行博弈时，日本不仅需要在安全和政治上与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国家深化合作，也需要加紧开拓、抢占当地市场。可见，日本的移民政策有着诸多制约因素。
图片源于网络：《在日的外国劳动力占比趋势》
三、对在日中国人的影响
在日本政府不断加强控制在日外国人和收紧移民政策的背景下，在日中国人群体所处的生活状况亦值得各界给予关注。近年来，在日中国人的构成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改革开放初期，大量中国人以语言学习或以研修生身份赴日，以从事农业、工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作为主，当然，中国从业者也存在着超期滞留等客观问题。但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的高速发展，国民收入逐步增加。特别是2008年以后，相对于短期语言学习，中国留学生进入日本大学攻读学位的比例大幅提升，毕业后留在日本工作的留学生比例常年居高不下。2022年以后，取得经营管理签证赴日的中国人亦日益增多，大量中国人在日本经营民宿、餐馆，从事旅游业、服务业等管理工作。
最近几年，中国国内AI技术迅猛发展，IT技术人员工作又进一步丰富了旅日中国人的人员构成。在某些层面来说，日本政府收紧外国人政策，针对在日中国人群体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日本政府提高签证费用，减少包括支付宝、微信支付措施及使用场景等政策极大地降低了中国游客的赴日意愿；大量服务中国游客的在日中资中小型企业举步维艰；必须雇佣日本人等相关政策也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成本。
尽管日本对中国高技术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但从短期来看，受中日关系恶化、日本提高中国人赴日门槛等政策的影响，大量在日生活的中国人不得不面临更为严苛的生活环境，可以说日本已经不再是中国人旅游、旅居甚至移民的首选国家。客观而言，这一改变对中日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其影响是极为负面的，但短期内高市早苗政府显然也并无意愿调适或改变相关政策走向。可以预见，在日外国人问题仍然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高市政府获取高支持率以推进其安保政策、经济政策、社会福利政策的重要“抓手”。
诚然，日本面临外国移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移民涌入的冲击，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日本政府采取应对措施自有其自身考量。但应当看到，在中日关系短期内仍难以转圜的情况下，日本移民政策的调整必将波及赴日中国人，造成隐性歧视增多，生活归属感下降等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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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日本出于对经济安全、技术安全的考虑，已对赴日中国人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如有些日本高校的理工类专业对于中国留学生进出实验室实施一定的限制；加强对日语或专业技能考试的作弊或代考的管制；对于中国人在日本注册公司、购买土地、收购企业等经营活动加强审查等。当然，以上措施配合调整后的移民政策，固然会提高普通中国人移民日本的门槛，然而却不至于截断所有的“润日”通道。
一方面，针对具备一定经济条件的中国移民，因其有可观的消费或投资能力，能对日本经济带来积极作用，自然不会被拒之门外；另一方面，对于具有特定技能或知识的人才，日本社会也不会彻底排斥。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日本移民政策趋紧的背后，确实存在着诸多与移民相关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日本政府也会借此契机，对中日关系进行符合自身利益指向的调整。
总之，高市早苗政府的移民政策理念趋于保守和苛刻，对在日外国人重点收紧经营管理签证、永住、归化等居留资质，并且对资金、居住、纳税、语言要求等方面全面升级。在外国人赴日门槛大幅抬高的情况下，创业、留学、务工成本上涨，普通岗位求职、打工限制变多，永住、归化难度大幅提升，普通创业者身份风险陡增。鉴于此，如继续在日发展，就亟需提升专业技能、日语水平，向高端岗位、技术岗位转型，同时保证如实纳税、足额缴纳社保，避免长期离境。
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曾经有言：“……质言之，此人世令人难安宿。难安宿则往易安身处迁出。”为此，某些难以在日本幸福生活的人理应未雨绸缪，不再单纯依赖居留日本，而要提早考虑做好回国定居或移居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备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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